之后马上有人提出要和老夏跑一场,然后掏出五百块钱放在头盔里。我们终于明白原来这个车队就是干这个的。
那家伙一听这么多钱,而且工程巨大,马上改变主意说:那你帮我改个差不多的吧。
于是我掏出五百块钱塞她手里说:这些钱你买个自行车吧,正符合条件,以后就别找我了。
我没理会,把车发了起来,结果校警一步上前,把钥匙拧了下来,说:钥匙在门卫间,你出去的时候拿吧。
老夏马上用北京话说:你丫危急时刻说话还挺押韵。
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,接到一个电话,是一个外地的读者,说看了我的新书,觉得很退步,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,小说就是生活,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,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,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,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。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,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。这是一种风格。
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,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,一切都要标新立异,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。
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中国学生,听他们说话时,我作为一个中国人,还是连杀了同胞的心都有。所以只能说:你不是有钱吗?有钱干嘛不去英国?也不是一样去新西兰这样的穷国家?
这天晚上我就订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,首都机场打了个车就到北京饭店,到了前台我发现这是一个五星级的宾馆,然后我问服务员: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一个叫张一凡的人。
于是我的工人帮他上上下下洗干净了车,那家伙估计只看了招牌上前来改车,免费洗车的后半部分,一分钱没留下,一脚油门消失不见。